我带着悲哀的心情，又带着恨他的心情。如果他不来我身边，这些惨状我至少看不见。从此以后，就算在农村，我也只能低着头干活了。为了彻底扎根农村，男知青大部分都成家了。一个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他们家和我们家一样，也是陆续被安插在我们这个大队。他有个妹妹叫劳淑芳。之前常来帮他洗洗衣服做做饭，后来不让升学也直接来插队落户了。他爸爸和我老爸一样，也是个国民党老兵，我们两家离得近，我们父子俩就常常到他们家去。光明正大地接触也不敢，只是坐一坐聊聊天。淑芳对我老爸很好，有时候老爸生病，需要打针，都是淑芳来帮他打的。老爸找我说，淑芳将来可以做他的儿媳妇。但那时候我对人生没有任何希望，也完全没有要成家的打算。另外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有人给我介绍农村姑娘，我也是不愿意的。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概是1976 年3月，有人推荐我去中学当老师。有人说，公社里高中毕业生有的是，难道要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来当老师？好像是校长史*昇说的，这个人还是有点才华。随后主管文教的朱书记拍板，让我先代课，剩下不到半学期，不胜任再换。我就顺利进入了中学。没想到到学校里，还受到学生的歧视。一次室外上课，有学生不守纪律，被我批评。旁边就有一个学生，指着我说：“你会把我们教成小反革命的。”但老师们觉得我教得还不错，就让我留下了。秋季开学，我任高一两个班的英语课，初中三个毕业班的化学课。还有高二体育课，没人上的，我都去上。只有政治课我不能教，也不让我教。从那时候，我又焕发了积极性。当了中学老师，人生有了新希望，我慢慢地考虑能否成个家了。淑芳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办的玻璃厂工作，我们就开始处对象。我们俩从认识就总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淑芳家是溧阳县城的，8岁的时候，爸爸就被判刑了。判决完出来，淑芳和姐姐就在人堆上看着爸爸出来，也不敢打招呼。爸爸朝她们做着手势。淑芳太小看不懂，姐姐看懂了，告诉她说，爸爸做的手势是7年。爸爸要劳改七年。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在家，给人家卖卖茶，缝缝补补养活一家人。当时淑芳的姐姐18岁，哥哥12岁，她8岁，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五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师叫她回家要学费 5 块钱，拿不出，要三四块、两三块钱，也拿不出。回去要了几次，还是隔壁大妈拿出来 5 毛钱，给她先送到学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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