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晋东南挺进
我的系列帖文《中国“抗大精神、太行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溧阳人厉瑞康》在《溧阳论坛》发表后，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强烈关注和回复，也有网友微信我，问什么是“抗大精神、太行精神”？我是这样认为的：所谓“抗大精神”就是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谓“太行精神”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亲民精神，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不顾一切困难，无私奉献的爱民精神。
我前面说到抗大第四期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仅1938年5至8月份，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本期共收学员5562人，编为八个大队，四十三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7个队，907人；训练知识分子的31个队，4655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654人，编为第八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延安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驻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蟠龙、甘肃的庆阳等地分驻了四个大队。这一期全校工作人员扩大到1386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的力量。计有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其中有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郭化若、张庆孚、杨钊等；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而溧阳人厉瑞康就是抗大总校一百二十八人政治教员和助教中的一员。
经过八个月的工作，当厉瑞康的工作干得越来越顺手时，突然接到了抗大总校迁移晋东南的命令。原来从1938年开始，日军加大了对延安的轰炸，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本来就经济困难的延安更加雪上加霜。那时延安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抗大） 、中央党校 、陕北公学 、延安大学、 鲁迅大学、 民族学院等等，而这些大学要数抗大规模最大。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除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第三分校外，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余人，合编为一个纵队，向华北敌后挺进。这时徐放毕业后留在了总校三大队任政治干事，而向晋东南迁移的纵队里不包刮三大队，他留在了延安组建抗大总校第三分校。在离开延安前徐放专程请假前来看望厉瑞康，那天晚上他们在延水河边，在宝塔山下，默默地说了好多话，这对患难兄弟，自从溧阳一起逃难出来，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分别，犹如生离死别，两个年轻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谁知这一握手，这一分别是这么的漫长！当这两位原溧阳南渡王德隆布店的小伙计第二次握手时，已经在三十多年以后啦......
这次抗大的大迁移，史料上是这么说的：“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在陕北留下抗大三分校”。这次抗大总校的大迁移，在厉瑞康看来，这是八路军历史上一次有名的长征。据这位亲身经历这次长征的溧阳人回忆：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以“八路军第五纵队“番号，对外公开称为“青年抗日联合纵队”。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告别延安，向敌后根据地挺进。那时，厉瑞康被调到纵队新成立的抗大二团工作，抗大二团以职工大队教职干部为主，并调了其他大队的师生合并组成，团部领导下有五个连。从延安出发到盘堂口有500多里，这里没有日军的踪迹，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抗大每天的上课较有规律，吃过早饭后，行军两小时，然后以排位单位开课，午饭后休息一小时，继续行军，两小时后继续上课。厉瑞康和自己的助教负责二团六、七、八三个连的辅导。整个抗大总校在盘堂渡口开始渡黄河，学员们唱着抗日歌曲和校歌顺利渡过了黄河。过了黄河，就来到了山西，他们开始翻越层层叠叠的吕梁山，一路人迹罕见，从黄河边到晋察冀根据地，直线距离有三百多公里。
穿越日伪封锁线是抗大行军途中最大的障碍，虽然八路军120师两个主力团接应，还有当地老百姓当向导，还是风险很大。尤其是这一带汉奸特多，活动猖獗，大量的汉奸混在百姓中，给日伪军通风报信。因此，抗大选择从太原郊区至原平县二百余里宽的扇面一起突破。还好，厉瑞康的二团突破的方向没有遇到大的敌情，很快从定襄县一带穿过，急行军到了晋察冀边区。抗大的其它团也陆续抵达，虽然四团遭到了一些损失，但大部分人还是突围了出来，到达了晋察冀边区。抗大纵队到达晋察冀边区没有立即前行，一是纵队需要休整，二是晋东南的敌情仍很严峻。聂荣臻的后勤部为抗大纵队全部换了冬装，每日至少能吃上两顿饱饭。由于四团在突破封锁线是牺牲了几位教员，厉瑞康被总校任命为抗大四团的教员。在厉瑞康的眼里，抗大的教员就是共g产党的高级干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要么就是极具高水平的专家，如爱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抗大教员称作干部的干部，是培育干部的“老母鸡”。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厉瑞康经常和刘鼎联系，刘鼎这时已是抗大总校的教务主任。在延安时，厉瑞康也就经常到刘鼎家去，刘鼎的妻子夏明曾经是著名共G产党人邓中夏的的妻子，邓中夏牺牲后来的延安，认识了刘鼎，结为夫妇。厉瑞康一到刘鼎家里，总喜欢抱抱刚刚出生的刘鼎的儿子。这次抗大迁移在灵寿修整，刘鼎把厉瑞康找来，开门见山说：“瑞康同志，你进步很快呀！”因为刘鼎认为抗大不仅仅要培养政治军事干部，还要培养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如通信、联络等等，他建议成立特科大队，让厉瑞康先来组建通信分队的工作。抗大通信联络分队直属抗大总校部领导，厉瑞康任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师，教材都是自编的，旗语、灯光、电话、部话、和其它通信工具的使用和原理，大都是刘鼎口述，专业人员抄写。刘鼎说，通信联络是军队的神经系统，是军队的核心机密。作为刘鼎的帮手，厉瑞康积极在思想上动员，组织上保证训练计划的按时完成。
1940年农历正月初，抗大总校师生在聂荣臻部队的掩护下，重新上路，朝目的地晋东南出发。出发前命令来得很突然，晚上十点出发，厉瑞康和分队长向大家传达了总校命令：紧急集合，不准点灯，不准说话，不准丢掉一片纸、不准惊扰百姓、连夜急行军。他们穿越太行山，经正定、石家庄一带的正太铁路，扑向娘子关，抗大在聂荣臻部的保护下，一路走一路开课，最后安全到达山西长治的武乡县。抗大到达武乡后受到了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的热烈欢迎。自1939年7月出发，途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五个县，行程二千五百余里，历尽千辛万苦，两次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的任务，被厉瑞康和他的后代称之为八路军的“小长征”。
厉瑞康跟随抗大总校向晋东南大迁移线路图
厉瑞康带着部下行军途中在河边休整
相关链接：中国“抗大精神、太行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溧阳人厉瑞康（1）
中国“抗大精神、太行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溧阳人厉瑞康（2）
中国“抗大精神、太行精神”的重要传承者——溧阳人厉瑞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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