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 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却在长安县街头,卖猪剁肉为生。这些年,他曾遭受无数非议,也曾在“北大毕业生”与“长安县屠夫”身份之间苦苦挣扎,落魄陈述:“命运不掌握在我手里。”好在最终,他看透世人眼光不过是过眼云烟。与其囿于他人的“声音”,不如放下成见,在真正适合自己的领域,把事情做到极致。而今,53岁的“北大屠夫”陆步轩仍在卖肉,身家上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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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的前半生中,有过两次“高光”时刻。
第一次,是真正的高光,1985年,他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身份,从一个文盲家庭考上北大。
那时,村里人见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了不得”,有文采些的,会贺一声“文曲星下凡”。
在乡亲们看来,天子脚下读书,高官厚禄,加官晋爵是他的未来。一向拮据俭省的陆父在村里整整摆了两天酒席,庆贺儿子的光明前途。
第二次高光,是“高曝光”。从1999年开始卖肉,默默无闻4年的他,在2003年夏天被记者发现。“北大毕业生当街卖肉”的报道,引来无数猎奇的媒体。镜头下,站在猪肉档里的陆步轩,穿着脏旧的跨栏背心和被油渍染成咸菜色的短裤,留给众人一张颓唐面孔。他的父亲从村里赶来,气急大骂:“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卖猪肉的。”原来去他家吃过宴席,夸他了不起的人,开始说:“那个上北大的混得不行,现在摆摊卖猪肉了”。记者问他:“现在这样,你烦闷吗?”在提问者的预设中,陆步轩的烦闷,应该来自“猪肉佬”身份。而事实上,“北大毕业生”才是绑在他身上最沉重的枷锁。2013年,毕业24年的他受邀回母校演讲,开口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9年,陆步轩为母校捐出的款项,已经累计9亿元。
[/+dHW| r3c\;Ra7 “我的学问比你们都高。”陆步轩说出这句话时,19岁,正读高三。他跷脚坐在讲桌上,睥睨全班师生。那时没人说他狂妄,因为陆步轩的确是这所普通高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高考结束,陆步轩收到西安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他是当年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在那个年代,迈进大学校门,意味着可以成为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但陆步轩把通知书撕了。
U<gUX07 “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复读的一年,对陆步轩来说,是背水一战。不论是夏日蚊虫成灾,还是冬日滴水成冰,他都未曾懈怠,无人教授,全靠自学。功夫不负苦心人。1985年盛夏,农村男孩陆步轩的名字出现在红榜顶端——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陕西省第14名。这一回,他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
-_{C+Y_ l$p_])x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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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KRH 入京第二天,他专程去天*门拍下一张照片,和平安书一起寄回家。北京和北大,寄予了陆步轩改变命运的厚望。只是开学不久,他身上的骄傲,逐渐成了自卑。班里21人,都是各地状元,城市同学的见识视野远高于他。宿舍夜谈时,室友聊哲学,陆步轩插不上话,第二天,好强的他早早起床,去图书馆借来一本《通俗哲学》“补课”。大学四年,陆步轩在不断地学习与“追赶”中度过。读书、上课、听讲座,再与朋友们交流讨论。提起当年,陆步轩说:“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然而北大4年,对他而言,最终只是未名湖畔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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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9s 毕业前自视甚高的他拒绝了一所学校的面试邀请,而毕业后分配的错位,直接让陆步轩重新回到县城。“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最终,陆步轩以临时工身份在计经委落了脚。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没有编制,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日的工作是打扫卫生,端茶倒水。1992年,郁郁不得志的陆步轩,被迫“下海”。那些年,他搞过装修,挖过金矿,开过小卖部。但没有一行能做得下去。在人生最低谷时,妻子也与他离了婚。妻子说:“我就是为了你北大学历结婚的,你现在混成这样,和没上过学的有什么区别?”
l# !@{ < 陷入迷茫的陆步轩凭借超强记忆力成为职业赌徒。“牌桌上的规则比人生规则公平”,然而他不出千不做局,赢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吃喝。九十年代末,陆步轩再婚,女儿出生后他又开起小卖部。可不愿卖次品假货,不想走歪门邪道,竞争力总比别人差一截。他曾进过一批电池,但都是假货,“最后都自己用了,我不能卖”。北大的教育为他划了道德底线。“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北大终于成为他的桎梏。他不再提北大,也不再与同窗联系。“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昔日状元陆步轩身上,成了一个笑话。
j?f,~Y<k g6@N PQ 穷则变,变则通,北大毕业的陆步轩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1999年,走投无路的他开起一家肉店。猪肉生意投入少,周转快,对陷入困境想要走正道翻身的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陆步轩的意识中,“残害生命”,是街头无赖才做的事。夜里,一扇扇挂在档口里的猪肉,变成尸体进入陆步轩的梦。在他的描述中,“肉摊上当时都是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但为生计,又不得不做。那时的他,与其他“猪肉佬”毫无差别,唯一的不同,是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为此,陆步轩为自己的档口取名“眼镜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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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HG;$?n 但在此之外,陆步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盲: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他再没翻过。去隔壁商店只买烟酒,书报从来不看。“猪肉佬”陆步轩仿佛在极力与“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撇清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关注面前案板上的肥膘和五花。渐渐地,“猪肉佬”陆步轩从外行做成了内行,在“北大”精神再一次“作祟”下,陆步轩的档口,只卖最优质的肉。肉店做的是熟人生意,他的眼镜肉店,因为质优价廉备受青睐,年营收过万,后来又开起分店。如果不是2003年夏天,一位记者走进眼镜肉店,陆步轩的日子就要这样红火又平静地过下去。但现实状况,是在《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一文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陆步轩没有想到,远离了十几年的北大,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生命。无数记者涌进眼镜肉店,陆步轩隐藏已久的北大身份彻底暴露。
ArmL, R@7GCj 来访者们把长长的话筒伸过肉案,凑到陆步轩面前不断发问:“北大四年影响了你什么?”“这个我不好说。”陆步轩回答得有些含混,因为那时他嘴里叼着烟,手上的刀还在切肉。接下来的对话是:“你以后想干什么?”“我不敢说,命运基本上不掌握在我手里”“那掌握在谁手里?”“我不知道。”“如果十年后你还在卖肉,你会不会难过?”
“那也没什么难过的,我本来就是卖肉的 ”。
I*vj26qvg _} X`t8L h vHI"C % 这句听起来带着几分玩世不恭,又透露着坦然的回答,让连续发问的记者短暂地沉默了。但没人知道,在2000年,当陆步轩的第一家肉铺被拆迁时,一向不愿折腰的他曾经托过关系,想进学校教书,只是后来没了下文。当“公家人”无望的陆步轩重新回到肉铺,兢兢业业做起猪肉佬,很快成为“行业翘楚”:当时,中国的猪肉档口平均每日生猪销售量是1-2头,而陆步轩的档口,平均销售量在10-12头。他购了车,买了房,提前奔了小康。然而在被报道后,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政府机关向陆步轩抛出橄榄枝。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体制,得到了渴望15年的“公家人”身份。
Z+``/Q]>+ 9?}rpA`P 虽然这份工作的收入比卖肉少许多,但陆步轩仍旧选择成为公务员。对他而言,读书报国,服务社会才是该有的使命,而非当街卖肉。“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惑之年的他终于可以挺起腰杆拿起笔,光明正大地说,我的确是个文化人。
CQ8o9A/ 2004年,陆步轩进入长安区(2002年长安县撤县改区)地方志办公室参与年鉴编辑工作,他负责地方志中最困难的经济部分。地方志编纂是件苦差,地名、人名、文字都要十分准确。难以静心,不够钻研都是做不成的。对陆步轩而言,编修地方志与卖肉两件事,有着共同点:“拿笔修志讲究秉笔直书,拿刀卖肉要足斤足两,都是童叟无欺。”彼时,与陆步轩同一办公室的长安区志副主编张振琪曾评价他:“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能吃苦,别人的稿子看上五六遍都不放心,陆步轩的最多看三遍,北大毕业的,文字基础好,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陆步轩自己毫不谦虚:“公开我也敢讲,我干得最好。”档案馆工作的日子里,他参与了2部年鉴和1部地方志的编纂,其中一部,还获得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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